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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若干年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变了思想的女忧社会才开始允许政府将野田提议付诸实施。

    然而，已是事倍功半，一切来得太晚了。

    动用公共财政拯救商业金融机构，在1990年代初的女忧国没有先例。

    从女忧经团联到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以纳税人的巨额负担为代价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管理，谓之为“舰队保护主义”(政府过度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

    在声势浩大的舆论面前，宫泽政府最终没能实行处理不良债权的根本之策。

    数年之后，面对出现大量不良债权的住宅金融专门机构，女忧政府终于实施了第一次国家财政救济——6800多亿女元。

    然而该举动受到舆论猛批，政府进一步救济商业银行的计划再次搁浅。

    1997年，亚洲金融和货币危机全面爆发。

    这时候，女忧人才真正理解不良债权的深刻危险性。

    1998年，政府终于向21家银行注资2万亿女元。

    然而，按照女忧银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濑口清之的话说，“由于这一处理来的太迟，需要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和19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为什么历经十年，女忧国还没有回复元气的原因。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所谓制度的优劣，横看成峰侧成岭，站的角度不同，观点也自然不同。

    女忧国要遵循民主制度，政府要拿国家财政救市，那可都是纳税人的钱，民众会同意吗？

    首先，你的拿出一套方案给执政党讨论，而后再拿去议会讨论，你必须说服每一道管卡。

    否则，再努力也无用，都将一事无成。

    而对于多党制的议会来说，通过一条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那些银行，这简直不敢想象，没有人会同意。

    所以，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而对于一些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

    危机来了，就看政府能不能及时地发觉，反应是否迅速。

    该出手就必须出手干预，一切都要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处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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